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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
吴俊杰甘做医患关系“修补者”
发布时间: 2018-07-13 08:49      来源: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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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何正鑫  法制日报记者  刘志月

“产生纠纷,找吴主任就对了!”

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采访,《法制日报》记者从医患双方口中听到同一句话。

“吴主任”全名吴俊杰,是江岸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任。30岁出头的他年纪不大,名声却很响。

2011年9月,江岸区司法局与区卫计委联合印发文件,正式成立江岸区医调委。有着5年基层司法所工作经历的吴俊杰临危受命,担任医调委主任,成为这个3人调解团队的“领头羊”。

门户初立,碰壁自然免不了——医院觉得医调委什么都不懂,摆“大哥”架子;患者觉得调解员与医疗部门“穿一条裤子”,说啥也不信。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专业性又强,纠纷一来我们也很慌。”吴俊杰直言当时的心境。

因头部摔伤,80多岁的顾婆婆被家人送至江岸区一家三甲医院治疗,累计花费1.2万余元。

治疗期间,顾婆婆在与同病房病人交谈中得知,对方症状与其相似,费用却要更低,怀疑医院故意收取了高额医疗费。

涉事医院拿出用药清单,证明每笔费用支出情况,认为其医疗行为并无不当。

协商无果,顾婆婆家属先后到市、区信访及卫生部门反映问题。江岸区卫计委将此案转至江岸区医调委组织调解。

由于缺乏信任,顾婆婆家属不愿将医院诊断病历、用药清单等提供给吴俊杰;见负责调解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且当事人没有实质证据证明医院收费不当,医院态度同样很硬。

“只有拿事实说话,各方才能信服。”吴俊杰心里清楚。

在吴俊杰的提醒下,顾婆婆家属详细对比医院诊断病历、用药清单等诸多资料,发现部分原价0.5元的针头在收费单据中显示为1元。

原来,由于工作疏忽,医务人员将首次使用的针头价格进行了累计计价,未及时发现针头型号变动问题。

“核算下来大约有100多元出入,但这说明医院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吴俊杰说。

不占理,原本态度强硬的涉事医院软下来。随着双方调解协议的达成,这起持续一年之久的争议案件圆满解决。

从服务着手,医患双方对江岸区医调委的认可度逐步提升。

在吴俊杰看来,所谓人民调解,就是在以法律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的前提下,运用“人情”的方式合理解决矛盾纠纷。

为成为“内行”,法律专业毕业的吴俊杰啃下一本本医疗专业书籍。遇到复杂疑难专业问题,他带着团队成员,依托江岸区丰富的医疗资源,采取交叉咨询的方式,向其他非涉事医院专家请教。慢慢地,吴俊杰和其所在团队成员掌握了一份份病历背后的门道。

“超佩服!”说起吴俊杰,江岸区医调委人民调解员沈惠洁语调明显上扬。

2015年9月,沈惠洁从外企跨行成为江岸区医调委的一员。比吴俊杰大8岁的她,甘愿做“徒弟”。

一次,吴俊杰带着沈惠洁调解一起医疗死亡纠纷案件时,数十名死者亲属把医调委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扬言如若处置不公就砸烂整个办公室。

沈惠洁顿时傻了眼。她没想到,吴俊杰简单几句话,死者家属的情绪竟缓和下来。

“缓和情绪是第一步,一听吴主任直指问题所在,家属们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信服。”沈惠洁回忆说。

依法依规,调解纠纷坚决不和稀泥。吴俊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年近90岁的心脏病患者陈某深夜跳楼,公安机关排除他杀,家属二话不说要求医院赔偿。怎么办?

医院也觉得委屈:根据医嘱,患者需24小时陪护,事发当晚,在病房陪护的陈某家属由于睡过头,未能及时觉察异常。护士巡房时不见陈某身影,组织人员查找才发现其尸体。

所有证据显示,医院管理程序并无不当之处。事实面前,死者家属无话可说。

吴俊杰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院方未承担任何责任。

武汉市儿童医院医务处副主任范晶觉得,医调委的存在,着实让医院医务部门“松了口气”。

以前,一旦出现治疗和预期不符情况,情绪激动的家属往往将过错归咎于院方,医院作为当事方,很难得到家属信任,这一情况在儿童医院更甚。

“现在好了,有了医调委这个‘第三方’的介入,有事找吴主任,调处纠纷公平公正,医院也多了个减压器。”范晶说。

记者了解到,如今,江岸区各大医院均公示了江岸区医调委地址及联系方式。

江岸区医调委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医患双方送来的锦旗。6年多来,经吴俊杰调解平息的医疗纠纷近300起,达成调解协议金额1200万元。

“以法为基,人情做引,认真倾听,抓住焦点,找到化解纠纷的平衡点,总能适时破局。”吴俊杰笑着道出自己做医患纠纷调解的心得。

责任编辑: 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