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蒂姆·萨默斯
刘国柱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14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073万多例，累计死亡病例达75万多例。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全球发展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全球化将何去何从?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记者邀请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和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就此展开对话。
政治分歧加剧疫情危机
记者：美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发达，但疫情中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居世界首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蒂姆·萨默斯：应对大流行病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合作，而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正在加剧这场危机。在疫情初期，美国反应迟钝，甚至有些傲慢自大，认为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流感”。在后期应对中，美国缺乏明确且有针对性的领导，美国白宫与以疾控中心为代表的专业机构存在分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也缺乏协调统一，错过了遏制疫情的最佳窗口期。
或许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比如戴口罩、改变公共卫生习惯等，在其他一些国家“理所应当”的防疫措施，在美国却难以被理解和实施，甚至被当作一种政治“站队”和意识形态表达。
刘国柱：美国的联邦体制造成了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治理国家的二元制，州政府的防疫措施得不到联邦政府的配合，郡县(市)政府也不一定配合州政府的防疫举措，造成防疫“各自为政”，难以奏效。
美国几乎每年都会有大流感，在多数美国人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与大流感没什么区别，自然不会很重视。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判断和政策，甚至在疫情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就要求各州复工复课，使疫情再次强烈反弹。
记者：美国国内面临疫情蔓延、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活动不断等多重矛盾。美国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美国与外界的关系?
刘国柱：对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否足够强硬，是选民检验总统候选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可以想象，“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将更加强化。美国政府会继续施压竞争对手，即使对于与美国有利益纠葛的盟友，如与欧盟在经贸问题上，与日、韩在驻军费用分担问题上，也不会“心慈手软”。
蒂姆·萨默斯：美国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其国内政治影响。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出于选举考虑。考虑到美国国际地位，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其国内政治失灵影响，在选举年尤其如此。
“逆全球化”压力仍存
记者：疫情之后，英国和欧盟发生了哪些变化?欧洲国家对处理中欧关系有哪些新的认知?
蒂姆·萨默斯：疫情给欧洲国家经济带来很大挑战。令人遗憾的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疫情问题上也出现推卸责任的倾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包括美国外交政策转变、欧洲国家面临美国要求“选边”的压力等。
我认为中欧、中英合作在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其中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公共卫生和流行病、改善多边组织职能等。
记者：这次疫情给全球化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有人认为这意味着“逆全球化”，甚至全球化走向终结。疫情之后全球发展将面临哪些变化?
蒂姆·萨默斯：这次大流行前，全球化就已经面临一些阻力，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呈现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西方国家向东亚国家逐步转移的趋势。这一变化背后，是中国的崛起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
目前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美国。在美国现任政府中，许多官员希望看到全球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脱钩。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消费者或企业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美国或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利益。但不得不说，来自美国的“脱钩”压力确实不小。
尽管“逆全球化”压力还在，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这一点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的具体状况和实力分布会持续变化。
刘国柱：的确，一些国家发现本国的防疫物资、医药用品严重依赖进口，促使这些国家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反思。所以，疫情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调整产业链空间布局，加速发展本国的一些产业，减小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决定世界格局的是国家间实力对比。疫情对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会造成不同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消长。
开放合作大门有助于经济复苏
记者：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多国面临经济衰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复苏前景?
蒂姆·萨默斯：疫情不仅对国际政治，也对全球经济构成了重大挑战。我认为中国是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几年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
换句话说，疫情前世界经济增长版图变化的趋势不但不会逆转，反而有可能加速。不过，疫情期间国际政治变化与隔阂可能给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带来挑战。
疫情会不会改变全球经济走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应对。经济增长重心应该仍将继续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与此同时，创新型企业将加速全球扩张。开放经济合作的大门，有助于我们把握机遇、管控风险。
全球性挑战只能全球合作解决
记者：面对全球性挑战，在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国际社会应当作出怎样的抉择?
刘国柱：疫情充分说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这场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危机，国际合作是彻底战胜疫情的唯一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现在时、也是未来时。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早期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进行的，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和问题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通行的国际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等等，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共同的愿景和利益沟通未来，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时。
蒂姆·萨默斯：应对全球大流行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各国更紧密地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突发危机，寻找诸如疫苗之类的解决方案，并探讨未来如何避免危机发生。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只有少数国家愿意把合作放在首位。
这次大流行让人们看到，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突出。构成这类风险的主体往往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或力量。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一些国家仍被当作风险来源而遭到排挤，成为被无端指责的对象。对风险的误解，最终只能导致“双输”局面。
我们如今面临许多全球性挑战，新冠肺炎就是其中最迫切严峻的一个，还有全球气候变化等。各国政府还需要采取切实举措，顶住政治压力，摒弃隔阂藩篱，因为人类命运与共，这些难题只能靠全球通力合作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