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资料图片）

　　陈琳 张宗铝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诠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所讲的。这句话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包括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内涵，是执政根基所在，是为官之要，也是朱熹从政的重要遵循。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朱熹以博学多闻的才识，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潜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义理、经世务，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其中，民本思想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朱熹多次担任地方官，其在任职期间施行经界、劝农耕种、赈灾蠲税、建立社仓、治暴安民，为百姓生计做出了一定贡献。

　　视民如伤的民本观念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视民如伤，就是把百姓看作受伤者那样加以爱护。朱熹具有深厚的恤民情感，一直关注着农村、农事、农民。他倡导重农，多次围绕农业民生谈及“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民以食为天”等话题。这种重视民生、强化民本意识的做法，正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德治力量。

　　朱熹有这样一个观点：地方官虽然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应当尽到组织和管理好当地农业生产的职责，这是责无旁贷的。不仅如此，朱熹还认为官员若能亲自课农，则再好不过：“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

　　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知南康军期间，先后发布了《劝农文》《申谕耕桑榜》等一系列文告，劝导农民不误农时、勤力务农。这些文告中，既有农民必须遵照执行的条令，也包含应当如何操作的具体方法，反映出一定的古代农业科技思想。从朱熹的《劝农文》可以看出，他的农业科技思想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并提出各种有效措施，如“抓紧季节，不误农时”“精耕细作，重视技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奖励开垦”“保护耕牛，发展蚕桑”等等。

　　朱熹认为，州官县吏应以劝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每年二月春耕之时，载物出郊，奖励耕田，如果百姓耕种不勤、耘耨不细，田间管理不善，那就要归咎于州官县吏“劝课不勤”，以此作为当时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和内容。

　　朱熹五任地方官，大部分时间都与百姓在一起，深知百姓疾苦。他向朝廷提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重视发展农业，倡导兴办农业生产，并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措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让广大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爱民利民的仁政思想

　　朱熹十分认同《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徭薄赋，听政于民。

　　朱熹任同安主簿、知漳州期间，大力推行“正经界”。正经界，就是清丈土地，确定田亩，均平赋税。目的在于整顿赋税，清理有田无税、无田有税的乱象，并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南宋初年，战火连连，文籍散失。税收之时，胥吏往往与兼并土地的大户相互勾结，隐田漏税。而贫苦农民的田产不仅被官僚地主兼并，还造成“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使“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税计不足之患”。这种情况也造成国家坐失常赋，出现“岁计不足”的财政困难。所以朱熹认为，若能“正板籍”，核实业户田亩，实行“随亩均产”，既可减少佃民的痛苦，又可增加政府的收入。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朱熹刚任同安主簿时，就发现田土兼并及隐田逃税现象十分严重，“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为调整赋税不均之弊，朱熹不顾此前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宋霖的支持下，清查版籍田税，推行经界。由于他初来乍到、人微言轻，很快就遭到了同安上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得不中途作罢。

　　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时，又发现地主豪强兼并、侵吞土地严重，农民深受其害。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询访，朱熹多次上状，全面提出自己对正经界的看法，指出正经界就是要解决贫者无业有税、富者有业无税的现象，建议朝廷批准在漳州推行经界法。

　　朱熹要行经界法，触及地方权贵的利益，行经界之法受到了多方阻挠。为此，朱熹再上一道《申诸司状》，痛陈拖延施行经界之害。在朱熹的一再催奏下，朝廷才下省札，让漳州先相度施行经界。朱熹一接到省札，就上《条奏经界状》，在选择官吏、打量之法、图帐之法、均产之法、计产之法与废寺田产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设想和意见。但由于望族豪右多方阻挠，此次行经界再度以失败告终。

　　两次行经界虽都未成功，但朱熹此举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后来，朱熹的好友辛弃疾通过调研，认为他提出的行经界的建议是对的，经再三波折，终于在汀州推行经界法，百姓得享其利。

　　救灾济民的民本情怀

　　短短数年的从政生涯中，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朱熹总是挺身而出，救灾济民，表现出了安民恤民的民本情怀。

　　朱熹曾经多次被朝廷派去办理荒政（古代因应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重视将处理局部的抗灾救灾事项同整体的长治久安愿景相结合，每次都有所成效。

　　例如，在浙东提举任上，他安顿饥民生活生产，不仅请求朝廷发放赈粟六百石救济灾区，而且“凡丁钱、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涉及到人口税、劳役法度等政策，如果有对百姓不方便的，全部进行梳理整改。又如，南康军遭遇特大旱灾，朱熹坚持把旱灾之年减免百姓税赋和免除历年旧账作为抗灾救灾的重要举措之一，及时缓解了农民的负担，也成为其他各县争相传录之法。

　　朱熹在崇安提出了建立社仓。乾道三年（1167年）秋，闽北突遇大涝，崇安受灾最为严重，朱熹不顾足疾发作前往灾区视察灾情，逐家逐户调查受灾情况，后与崇安知县诸葛廷瑞商讨，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但劝赈只是权宜之举，为长远计，朱熹便提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以此来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

　　社仓之法就是灾时将官仓的粮食借给灾民，秋收后偿还归仓。将官府存粮放粜出贷，贷米在冬天归还，若遇小歉则利息减半，大饥则全免。福建路的建阳、光泽，两浙路的金华、宜兴，江南西路的南城、萍乡，荆湖南路的长沙等县建立了社仓，让广大乡民以丰补歉，有效扶贫自救。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仿朱熹办法在十二个县置社仓一百所，上奏后得到宋宁宗的批准。理宗时还有人创建新仓。时至今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还保留着古代的乡间粮仓，是今天人们了解朱熹政治和经济理念的一处重要遗存。后人为了纪念先贤朱熹的惠民善政，将五夫社仓改称为“朱子社仓”。

　　朱熹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他安贫乐道，具有忧患意识。朱熹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民众之苦，因此厉行节俭。一次他在女儿家中做客，女儿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食物来招待父亲，只好将家中仅有的葱汤麦饭煮来给父亲吃，心里好不愧疚，朱熹却吟诗道：“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犹有未炊时。”此诗与其说是对女儿的宽慰，不如说是朱熹浓厚的民本情怀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