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

　　碑是写出来的，也是刻出来的。

　　岁月无声，碑刻能言。碑刻作为文化载体和历史记忆流传至今，镌刻技艺功不可没。

　　唯有凝神静气，方能走刀如笔。以锋利的刻刀展现软毫书写的效果，绝非易事。下刀稳准狠，刀口方能干净整齐；力道把握全凭经验，用力小了易滑刀，石面刀痕累累，用力大了易崩块，以致前功尽弃。

　　“透过刀锋看笔锋。”尽管刻的环节往往被忽视，擅刻且擅书法的刻工留名不多，但刻工的书法水准并不能被否认。《峄山碑》的端庄凝重，《曹全碑》的珠圆玉润，《皇甫诞碑》的刚劲不挠……这些碑刻风格多样、各具特色，但无论粗细曲直、方圆刚柔，也无论起笔藏锋的笔画加重，露锋的顺势引入，行笔的稳重顺畅，连带的自然过渡，牵丝的弹性韧劲……在刻工的钢刀下，都能贴切到位，毫厘不爽，非深谙书理者所不能为。不仅如此，刀法的融入、风霜的侵蚀，使这些碑刻更显方峻雄健、挺拔刚劲，平添了不少阳刚气、厚重感。

　　摩崖石刻“就其山而凿之”。这些摩崖石刻，有的刻在缓坡石坪上，也有的刻在高耸直立的山石上，字体豪放，字径庞大，有的甚至超过一米，极其考验刻工的耐心。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在悬崖绝壁上雕刻。在没有现代化机械的时代，刻工既要发挥聪明才智，更要胆大心细，甚至不惜以身试险。他们有的站在箩筐里，用绳索吊着箩筐，或者直接用绳索吊着自己，也有的在崖壁边上凿几个方孔榫洞，搭建脚手架……身处其中，面前是巨大石壁，脚下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谷。在这样的境地下，还要以錾抵石，以锤击錾。叮当作响，碎石四溅。寒暑不断，兀兀穷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擘窠大字，气势磅礴、雄浑壮观，与周围崇山峻岭、树木葱郁融为一体，其中留存的，岂止是书法精美。

　　古来刻工皆寂寞，唯有贤者留其名。一块碑，撰写碑文的是文人，书写碑文的是书法家，刻制碑文的，手艺再好，匠人而已。尽管物勒工名，能与文人、书法家相提并论的刻工却寥寥无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明大义识大体。

　　北宋崇宁年间，蔡京等人为把持朝政，将元祐年间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为奸党，并刻石竖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后又增至三百零九人，重新刻碑，称“元祐党籍碑”。对这些党人，一律“永不录用”，既不允许其子孙留在京师，也不允许其子孙参加科考。

　　为了胁迫各地，蔡京后来甚至手书姓名，发往各州县，要求仿京师立碑“扬恶”。在举国上下迫于压力刊刻元祐党人姓名时，令人意外的是，却有两个刻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司马光传》记载，长安石工安民说：“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挥麈录》记载，九江石匠李仲宁说，“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古来匠人身份卑微，寂寂无名，这两位石匠，因为讲了实话、心里话而被载入典籍。青史不欺，道义原不分贵贱高低。

　　时至今日，手工刻碑愈益减少。经刻工之手共同书写的历史，却永远刻印在我们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