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

　　“侯官王绶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致天文为终身业。1953年以还，先后服务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40载。齿落发童而意犹未止也。”

　　读到这段半文半白的话，你可能觉得它是出自哪位文学家之手。其实，这是我国天文学家王绶琯在1993年写的自述。彼时，这位大科学家已年至古稀，字里行间却颇具童趣，寥寥数语，道出了半世生涯和毕生追求。

　　从最早阅读天文科普书籍开始，王绶琯与天文学已经交往了大半生。科学和赤诚的种子，在王绶琯心里种下后，便长成大树、开枝散叶。

　　科普启蒙下踏入天文之门

　　王绶琯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侯官”是旧县名，现在的闽侯县。1936年，在叔父的推荐下，13岁的王绶琯考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王绶琯最初学航海专业，后来因眼睛近视，便改学造船。

　　求学期间，王绶琯一有时间就跑到书店里看书。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本叫做《宇宙》的杂志，这是我国近代的一份天文普及期刊。李珩、张钰哲等老一辈天文学家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科普性文章，张钰哲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什么是时间、昼夜和四时的变化，还不时介绍中国古代对“宇宙”的描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激发了王绶琯对天文的好奇心，在他心里悄悄埋下一颗种子。

　　时光匆匆，造船一学就是9年。1945年，22岁的王绶琯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

　　巧合的是，学院隔壁恰好是格林尼治天文台。这对原本就爱好天文的王绶琯形成了强烈吸引。年少时在心底埋下的兴趣的火苗，在这里被点燃了。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王绶琯对天文学从业余爱好，又更走近了一些。他在天文台结交了很多朋友，还经常给英国的几位天文学家写信请教问题。对方看到是年轻人，又虚心求教，也都很欢迎。

　　后来，屡屡被问及为什么转行时，王绶琯说，“人对自然有很大的好奇心。同时你要看了前面的人能够这样发现，能够那样做一个事情，你也很想自己来试一试什么的。”

　　不久，王绶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信顺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

　　新的学科，在王绶琯面前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当时，王绶琯主要进行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多年之后，他在《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一文中回忆往事：“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漫漫长夜，举目望着满天的繁星，王绶琯思绪万千。他写下了一首《归路》：“独客寻归路，低天孤一星。步声碎鸟语，返照媚山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郁陶徒四顾，向晚风冷冷。”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一次次突破奠基射电天文建设

　　1952年，万里之遥的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绶琯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决定立即回国。

　　儿时书上的启蒙者，转眼间成为眼前的带路人。王绶琯作为中年骨干，和张钰哲、李珩、陈遵妫等老一辈研究员一起工作，投入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事业中。

　　50年代初期，“大地测量与绘图”为国家建设所急需。为适应野外天文大地测量的要求，信号精确度必须提高。紫金山天文台受命承担了提高授时信号精确度的任务，并派王绶琯到上海主持这一工作。

　　当时我国唯一的授时机构就是徐家汇观象台。这里仪器有限，技术陈旧。王绶琯以前没有接触过授时，但脑海中曾经读到的关于时间的概念却一直若隐若现，他夜以继日，边学边干，“其中之苦，甘之如饴”。

　　不到两年时间，王绶琯和同事们改进测时、授时、播时的技术，将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时间”更响亮了。

　　此后，王绶琯又承担起了发展射电天文的任务。在他的提议下，在密云建起了射电望远镜，用于脉冲星观测。

　　“在党的十一大，把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写进党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期望。”这是1979年2月，王绶琯递交的《入党志愿书》中的一段话。

　　王绶琯孜孜以求，一次次从零突破。这一次，他把目标瞄向了天文望远镜设计。

　　天文，是观测的科学。要观测就要有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越大越好。而在天文光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大口径和大视场不可兼得的矛盾。王绶琯和苏定强等合作解决了天文望远镜设计的这一难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和苏定强共同提出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攻关项目。其中关键性的“主动反射镜”及“光纤定位”技术，起到了扩大视场的作用。LAMOST于2009年正式通过国家验收鉴定，它从原理、设计到研制完全是由中国自主创新。

　　尽管作为我国射电天文的奠基者之一，王绶琯却总是很谦虚。他说，“有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我只是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一吧。”

　　“一个象牙圆顶汉，管中天我相窥\目成意会醉欲痴\星摇河汉近，心跃女牛知\富贵不淫贫不怵，生平居里皈依\浮沉科海勉相随\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这是王绶琯作的一首《临江仙·书怀》。

　　他是观星星的人，却把路铺在脚下；他求索毕生，却只说坚持“安”“钻”“迷”。那浩瀚星河，在王绶琯手中发出了浪漫的对话，跳动着无尽的牵挂。

　　照亮后学之路

　　今年11月5日，王绶琯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他被表彰为“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一位科学家，怎么会成为助人为乐的模范呢？

　　王绶琯在回忆过往时曾感慨：“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奋斗的‘小手’。”

　　1997年，王绶琯提笔给时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看似与自己科研工作并无直接关系，却关乎后辈未来。他说，作为前辈的自己这一代人，应该反躬自问。在青少年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

　　王绶琯认为，只有植根于一片深厚的土壤之中，科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科普，变成一种科学的养成，这是很重要的，这就需要很多人去做，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做得成的。他联合60多位中科院院士、科技专家，发出了《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

　　在多方支持下，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

　　20多年来，王绶琯为了俱乐部的发展四处奔波。他坚持“去功利化”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科学教育思想，要求俱乐部不以应赛为目标，要制定缜密严谨的人才培养方案。他还寄语青少年：“勤学而好问，务实以求真；敏思而笃志，温故以创新。”

　　为了解决俱乐部的经费问题，王绶琯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费。后来，他年事渐高，身体虚弱，不能行走，还让女儿推着轮椅带他参加俱乐部活动。即使躺在病榻上，他仍说：“我总是忘记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时间不多，要干的事却还有很多！”

　　王绶琯认为，科学精神所体现的智慧和力量，属于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受哺于社会并应该反哺社会。

　　在王绶琯看来，科学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行业，其任务是认识自然，属于“求真”。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精神。社会上其他行业虽然任务不同，但都要“求真”。

　　现代科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巨大社会财富，而作为这一链条始端的自然科学却不以任何实际功利为目的。王绶琯认为，这种反差，往往会对“求真”产生压力和诱惑。对抗种种干扰，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养料。从王绶琯的诗作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一斑。

　　今年1月28日，王绶琯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历程。这位给了我们望星空的眼睛的老人，自己化身成天上星辰。他的学生们称他为“启明星”。

　　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身后，是一片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