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既是中央和各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岷山脚下的哈达铺，在一间小小的邮政代办所里，意外地获得一份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毛泽东等人从上面读到一则消息，顿时惊喜不已。在随后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兴奋地说：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正式决定到陕北去。

　　为什么要到陕北去?因为这里有红军，有根据地。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立了陕甘边根据地，后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根据地，也叫西北根据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一步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资格不是最老，起初的规模也不算最大，但它在当时的根据地中很有特点，而且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特殊在哪里?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是“两点一存”。

　　两点，一个“点”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部队长征的落脚点，如前所述，党中央作出到陕北去的决定。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作为长征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

　　另一个“点”是八路军主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陕北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随后便从这里出发奔赴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等抗日前线，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特殊作用。

　　“一存”，就是硕果仅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全国创建了几十块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十几块。每个根据地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及其他原因，30年代中期，这些根据地大都失败和丢失了，唯有陕甘根据地成为一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当然其他地方也还有小块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坚持了下来)。这个“一存”，不仅保存了根据地和革命力量，而且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对这“两点一存”，毛泽东作了概括。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那么为什么陕甘根据地会有这样特殊的贡献呢?“两点一存”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

　　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当然不少。从根据地自身建设的原因来说，陕甘根据地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它的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风建设等，与全国其他根据地相比较，有很多共性，但也有明显的个性，有的甚至是其他根据地少有或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很多独特的思想理念、战略主张和革命风格，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我曾把它归纳为4条。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路。但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经验，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又特别注意研究西北地区的特点，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最合适的斗争形式。

　　比如，对根据地做了多点布局。用当年刘志丹的话说，就叫“狡兔三窟”，即在红军力量不足以与敌人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没有固守一处，而是分别选择三个方向建立根据地，在不同地方与敌周旋，根据情况到不同的地方落脚。

　　二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陕甘边的各级干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访贫问苦，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关心群众冷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学习文化，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是“群众领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美国友人李敦白在回忆当年陕甘情况时，清楚地记得，习仲勋无论走到哪儿都与老百姓很熟悉、很亲热。习仲勋虽然年纪很轻，但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

　　三是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

　　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严重忽视统一战线工作。政策过“左”，树敌太多，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机遇。但陕甘边根据地不是追求过“左”的口号，而是力求赢得人心，注意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做旧军队和地方一些有影响人士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注意团结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人士参加革命，甚至与一些军阀、民团、士绅、商人、地主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联系，利用他们为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正因为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在各种军事力量混杂的艰险环境下，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最主要的敌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

　　四是坚持以大局为重。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对某些政策措施有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但“左”倾教条主义却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党内分歧。这个错误也曾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但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刘志丹、习仲勋，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革命意志从来没有动摇，甚至忍辱负重，一如既往地坚持革命斗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

　　当然，陕甘边根据地这些重要的经验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认可的。聪明的思想和行为有时候也会被人误解。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党中央决定落脚陕北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和一大批干部却由于错误的“肃反”而被关押。

　　党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党中央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成立董必武为主任，由王首道、李维汉等五人组成的党务委员会，审查所谓“肃反”问题。11月7日，经过认真审查，推翻了强加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罪名，将他们释放，恢复工作。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明确指出1935年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

　　通过对当年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指责的所谓“右倾错误”，恰恰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坚持统一战线的做法，为后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聪明的经验和智慧又历经曲折和磨难，愈显其来之不易，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李忠杰 栏目编辑：张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