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法治“播种者”

　　7月7日上午9时，阳光热烈起来，坐在窗边的郑进东律师眯了眯眼睛，继续分析手中厚厚的案件卷宗。

　　见状，坐在一旁的黄某谊起身，将窗帘轻轻拉上。这个来自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男人，在为2016年丧生于交通事故的弟弟打官司。

　　郑进东是这起案件的第四任代理律师。与其他律师不同的是，他是以“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以下简称“1+1”行动）志愿律师的身份，无偿代理这起案件的。

　　2009年“1+1”行动实施以来，已有114人次的律师志愿者和9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海南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这样一个志愿群体，规模虽不算大，但他们在律师资源短缺市县埋下的法治“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县里来了北京律师

　　十几年前，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想打一场官司有多难？

　　在黄某谊年少的记忆中，邻里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简单粗暴”，为了一块地、一份遗产，亲友反目并不鲜见。

　　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没有律师呀！”黄某谊说，“要找律师只能去海口或三亚，动不动上万块的诉讼费，一般人承担不起。”

　　“1+1”行动向海南派出的首位律师志愿者周研，服务地也是保亭。来之前，他被打了“预防针”：在一些群众的观念中，“法律”一词几乎等于“官府严厉的惩罚”。村民有纠纷，更愿意让村主任或族长处理。

　　这不是保亭一县存在的问题。2008年，司法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司（2018年机构改革取消），作为2021至2022年度“1+1”行动海南团团长的王旺林律师，曾是第一批调入该司的工作人员，至今他仍对一份数据记忆犹新：2004年，全国仍有206个县没有律师，这一现象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为此，司法部决定联合团中央发起“1+1”行动，自2009年起，每年组织一批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到中西部地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011年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时，当地一些人法治观念之淡薄，令律师志愿者杨彦萍吃了一惊——

　　有两个村子因历史积怨长期械斗，却没想过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校车翻车导致32个孩子受伤，却没有一个家长提起诉讼……

　　杨彦萍律师坚定了一个念头：改变群众不懂法、不信法、不用法的现状。炎炎夏日，她走上街头普法，进社区、学校、村寨讲课。有的村条件简陋，她搬个板凳、抓条毛巾就开讲，语言不通时还得靠本地干部翻译。

　　不到1个月，杨彦萍律师普法的足迹就遍及乐东11个乡镇，到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咨询的群众越来越多。

　　同样的热情，也向周研律师印证——来海南，来对了。

　　听说县里来了个北京律师，村民王某龙拿上判决书赶来找周研。原来，王某龙的儿子曾被朋友误伤左眼，双方家庭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而后，王某龙想再次起诉，却被法院以一事不再审的理由驳回。他认为当地司法系统并不公正。

　　“本案判决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没有人提示他注意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周研律师用了很长时间向王某龙普及法律知识，陈明利弊。

　　最终，王某龙决定暂不起诉。他在发给周研律师的邮件里写道：“我们认识不久，可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最合格的律师！”

　　与王某龙此番相识也令周研律师更加笃信：“当人们丧失信任感的时候，一个本来公正的司法判决引发的不满，可能不会小于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律师有义务帮助群众重树对司法的信任。”

两次推翻“行业经验”

　　群众对司法的信任感，更多来自他们从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

　　提起“洗冤”的经历，陵水黎族自治县男子陈国孔眼眶泛红：他差点面临牢狱之灾，在最绝望时幸亏遇到了熊冬梅律师。

　　2019年，陈国孔与陈某勇因土地问题产生纠纷。该县检察院以被告人陈国孔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服务于陵水的律师志愿者熊冬梅，接受指派担任陈国孔的辩护律师。

　　陈国孔急切地告诉熊冬梅律师，陈某勇脖颈处的伤，在两人发生矛盾之前就有了，不是他殴打导致的。

　　“但他没有证据。他说一旦被判刑，出狱后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找回正义——不用说，这种方式一定是极端的。”为了查清事实，熊冬梅律师先后前往陵水、海口的5家医院，翻阅过去10年间陈某勇的病历单据，却一无所获。

　　案情进展一度陷入僵局。但熊冬梅律师没有放弃，她收集到陈某勇的DR影像后，又前往三亚的两家医院查询。这次，熊冬梅律师终于查到：2019年7月，陈某勇曾在三亚一家医院住院治疗——证明了他的颈部有陈旧性骨折。很快，法院采纳这一证据。经医院重新鉴定，查明陈某勇的伤情与这次纠纷无因果关系。县检察院随后撤诉。

　　“是熊律师坚持查找证据，分文不取地奔走大半年，为我找回了公道。”陈国孔说。

　　同样的执着，也出现在律师志愿者贺桂香身上。

　　长期以来，由于建筑工地层层违法发包，导致农民工工资无着落的问题，在行业内时有发生。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于2020年5月1日颁布之前，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农民工受雇于包工头，被欠薪也只能起诉包工头。结果是，农民工即使胜诉，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2017年，在代理洋浦经济开发区农民工肖某等7人追索劳动报酬案时，贺桂香律师决心推翻这些“行业经验”。

　　在反复查看相关法律法规后，贺桂香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为依据，将违法分包公司与包工头一并告上法庭。

　　庭审中，贺桂香律师与违法分包单位代理人经历数番激辩，最终，她靠着缜密依据与“硬核”辩词，为7位农民工赢下了一审、二审的胜诉判决书。

　　这种突破惯例的“打法”，也为省内外诸多相关案件的辩护，蹚出一条可借鉴的路径。更多农民工因此获得了应有的报酬。

　　由于律师志愿者们坚持不收钱、不收礼、不接受宴请，为了表达谢意，有受援群众在贺桂香律师坐公交车时，跟在身后偷偷付了1元车费……更多的感谢，通过一面面锦旗，挂在了各市县的法律援助中心。

“这里的百姓需要他”

　　每位律师志愿者在琼服务的期限是1年，只有春节和换届时可以回家休整几天。而郑进东律师主动留任了8次，成了“1+1”行动海南团里的“老兵”。

　　服务海南9年间，他留下了许多遗憾：错过了儿子从初中到大学毕业间的成长，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有一年中秋节，案件缠身的郑进东律师想寄一盒月饼回家。母亲说：“你忙你的，只有一样，在月饼上咬一口再寄回来，就当你陪我们过了中秋……”

　　郑进东律师答应母亲，来年中秋一定回去。怎料不久后，母亲因病骤然离世。

　　到底是什么牵绊了丈夫的脚步？郑进东的妻子想不明白，带儿子从湖北赶到海南看望。

　　她看到值守在法律援助窗口的丈夫，一人受理案件、答疑解惑、接听热线……人一拨拨地来，电话从早到晚地响。

　　“这里的百姓需要他。”妻子明白了郑进东律师，从此再没催过他回家。

　　周研、杨彦萍、郑进东……13年间，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的规模逐步扩大，先后服务17个市县。超过八成的服务覆盖率，让海南成为全国“1+1”行动覆盖市县最多的省份。

　　志愿队伍壮大了，惠民效应也在不断凸显。

　　海南省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王汉梅说，近两年，全省4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中，有4109件是“1+1”行动律师志愿者办理的。同时，他们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活动，为4.6万人次群众提供无偿法律咨询。

　　“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陈文彬说，海南积极开展全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但全省社会律师大部分集中在海口、三亚两地，部分市县律师资源短缺的情况，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

　　这种情况下，对海南来说，继续实施“1+1”行动是长远之计。

　　2022年7月1日，新修订的《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开始施行，将为海南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很快，新一批律师志愿者将来琼开展服务。王旺林律师希望，各服务地有关部门能够创造更多条件，让律师志愿者发挥热情和专长，也希望能有更多法律工作者来到海南，厚植法治土壤，护航海南自贸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