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山海的“法援”情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黄河湿地晚霞风光。视觉中国供图

　　如果把中国律师的分布画在地图上，会看到一个极不对称的形状。

　　北京朝阳区，面积不过470平方公里。到2026年1月，已拥有1442家律师事务所、29117名执业律师，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62人。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州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截至2025年7月，仅有15名律师，平均每500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名律师。

　　律师法实施30年来，我国律师事业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律师人数从1996年的10万人增长至今天的80余万人，律师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然而，与律师事业整体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是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份律师行业的调研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律师已超过23万人，但西部地区律师仅有4.3万余人，占全国律师总数约20%；西部地区律师事务所4000余家，同样仅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一些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十分紧缺，部分县域长期面临律师数量不足甚至没有律师的情况。与此同时，西部律师行业还不同程度存在专业化水平不高、涉外法律服务薄弱、高层次人才不足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过去30年，在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的号召下，一代又一代的中东部中青年律师带着初心与使命，跨越山海，把法治的温度、法治的力量融进西部的脉搏，在律师资源不均衡的裂缝上架桥，让法治的阳光平等照耀在东中西部的每一寸土地上。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启航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在四川攀枝花盐边县红格镇人民调解中心参加人民调解  视觉中国供图

　　2009年，由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共同组织实施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正式启动，每年组织一批律师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到中西部无律师县和律师资源短缺的贫困县服务一年，为当地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是中东部律师成建制支援西部的起点。

　　以“1+1”行动为起点，一系列面向西部律师行业的帮扶举措陆续展开。通过选派律师、组织志愿服务等方式，把法律服务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解决群众“找不到律师”的问题。

　　2009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实施以来，广东先后向中西部地区派出142名、258人次“1+1”志愿律师和援藏律师服务团成员，人数居全国前列。每年广东志愿律师参与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有1000多件。

　　自2009年起，安徽省先后选派16批82名、125人次志愿律师连续16年不间断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援藏援疆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25年底，安徽省志愿律师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264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1194件，提供法律咨询6.9万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1.79 亿元。

　　2014年，司法部开始选派志愿律师到西藏无律师县开展法律服务活动。此后5年间，先后选派152名志愿律师赴藏，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300余件，接待法律咨询15万余人次，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5.85亿元。

　　2015年，已经执业多年的潘鸿宇作为江苏第二批援藏志愿律师，参与“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

　　高原反应、语言差异、交通不便，这些困难都在预料之中。但真正让他难忘的，是当地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渴求。

　　在一些偏远地区，群众遇到纠纷往往不知道如何寻求法律帮助；一些基层单位缺乏专业法律人才；个别地方甚至连律师事务所都没有。一名援藏律师往往既是案件代理人，也是普法宣传员、法律咨询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一年服务期结束后，潘鸿宇回到了江苏。但高原上的经历并没有结束。

　　此后几年，他又先后前往内蒙古、海南等地继续参加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之余，他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一本《援藏日记》，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援藏律师工作生活的文学作品。回望那段经历，潘鸿宇在书中写下的不仅是办案故事，更是一代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对基层法治建设的观察与思考。也可以说，潘鸿宇经历的，是西部逐渐走向有律师的阶段。

　　2019年，司法部“援藏律师服务团”正式组建，持续向西藏基层输送法律服务力量。首批从全国22个省（区、市）选派68名律师赴西藏7个地市42个县（区）开展法律服务。此后3年间，先后选派200余名律师深入西藏无律师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800余件，接待法律咨询近34万人次。

从“志愿者轮换”到“律所扎根”

　　2022年，在司法部统一部署下，46家律师事务所分所在西藏等6省区的“无律师县”同时挂牌，实现了从“志愿者轮换”到“律所扎根”的历史性转变。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律所都在西藏无律师县开设了分所并派驻律师常驻。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推动解决“无律师县”问题，不仅是将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引入欠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带动这些地区培养属于自己的律师队伍，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2023年，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律师行业东中西部对口帮扶机制的方案》，首次从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三个层面构建系统化帮扶体系。与过去以律师个人志愿服务为主不同，新机制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业务交流、律所共建和行业协同发展，通过青年律师培养工程、律所结对共建、教育培训共享等方式，推动优质资源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从短期支援转向长效协作。

　　从解决“没有律师”，到协同式发展，从单向输血到探索造血机制，对西部律师事业的帮扶正在逐渐发生转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双向流动的新探索应运而生。

　　2023年对口帮扶机制启动后，安徽探索推出“跟班学习+业务培训+律所共建”的三位一体帮扶模式：45家合肥专业强所与黔桂宁三地律所“1对1”结对，49名西部青年律师赴皖沉浸式学习；安徽律协开设青年律师领军人才班、涉外律师培训班，并开放“云课堂”免费共享精品课程，让西部律师不出家门就能充电。

　　北京市律师协会制订工作方案，从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三个层面实施东中西部对口帮扶工作，遴选27家律师事务所、上海遴选10家律师事务所、河南遴选13家律师事务所，与新疆15个地（州）的50家律师事务所建立起“1对1”结对帮扶关系。另外，在2023年至2025年举办项目研修班，采用跟班学习的方式，为四川、西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行业培养120名骨干律师。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一行和河南省新乡市律师行业党委一行分别前往新疆伊吾县和库尔勒市，与新疆达锐斯律师事务所、新疆米赞律师事务所开展结对帮扶活动。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制订了《关于新疆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对口帮扶及古振莹律师对口培养实施方案》，计划用6个“半年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分内容对新纪元所开展帮扶工作，以达到整体帮扶“五项目标”。

以青春之名赴西部锻炼

1月6日，重庆沙坪坝，公益律师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法务区为企业工作人员提供涉外法律咨询。视觉中国供图

　　2024年8月，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协启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首批近300名青年律师奔赴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69个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开展为期一年的锻炼。2025年，第二批300名青年律师又奔赴西部地区270余个公共法律服务机构。

　　这些来自东部地区的律师，到西部究竟做什么？答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

　　在重庆市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一名农民工因工受伤，被鉴定为十级伤残。由于不了解相关政策和维权程序，他迟迟没有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来到法律援助中心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接待他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律师叶辰。

　　从建立委托关系、制作询问笔录，到梳理证据材料、申请劳动仲裁，叶辰几乎用一整天时间帮助当事人完成全部手续。最终，在法律援助和劳动仲裁程序推动下，这名农民工顺利获得赔偿。

　　另一件案件同样让叶辰印象深刻。一名未成年人涉嫌盗窃。接受委托后，叶辰多次与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沟通，详细了解其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涉案经过，并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在云阳的一年，叶辰处理的案件中法律援助案件占了绝大多数。他说过一句话：“这里不缺需要法律帮助的人，缺的是能提供帮助的律师。”云阳所在的渝东北地区，执业律师数量不到全市总量的5%，而人口占了全市的近四分之一。叶辰离开后，这些案件将由谁接手——这个问题，在他收拾行李的那个下午，变得格外真实。

　　律师走进西部，服务对象也远不只案件当事人。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来自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的丁媛媛发现，基层法治建设的需求往往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

　　应白朗县卫生服务中心邀请，她专门围绕药品管理法、医保基金监管条例开展专题普法，结合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梳理药品管理、医保基金使用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帮助医护人员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讲座结束后，不少藏族医护人员仍围在她身边继续咨询。丁媛媛后来回忆，那一刻，她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除了开展普法宣传，丁媛媛还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刚到白朗县不久，当地一家医院新楼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法律和协调问题。接到通知后，她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厘清权责关系、梳理争议症结，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法律支持。

　　“在这里，律师不仅是案件代理人。”丁媛媛感慨道，在基层，律师还承担着法律咨询员、法治宣传员、纠纷调解员和基层治理参与者等多重角色。

　　数据显示，首批参加西部锻炼的青年律师分赴西部12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69个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工作，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0余件，调解矛盾纠纷5000余件，提供法律咨询和其他法律服务12万余件次。这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法治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的生动实践。

　　同时，青年律师在西部锻炼中也实现了个人成长。

　　在云南怒江锻炼的廖玲燕写道：“每一次翻山普法，每一次‘常识’解答，每一次为弱者发声，都是对‘人民律师为人民’理念最直接的践行。我深刻认识到，法治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基石，青年律师必须扎根祖国大地。”

　　在重庆云阳锻炼的叶辰写道：“法律援助工作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律师作为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每一次成功帮助弱势群体维护权益，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实现律师事务所县域全覆盖

　　今天，当新一批青年律师踏上西藏的土地时，他们面对的已经是另一番景象。

　　10年前，潘鸿宇面对的是一些连律师事务所都没有的地方；10年后，西藏实现74个县域律师事务所全覆盖。2025年，西藏最后18个“无律所县”新设律师事务所集中挂牌，自此，74个县域实现律师事务所全覆盖。

　　这一变化来之不易。

　　“全覆盖”意味着每一个县至少有一家律师事务所、至少有一名执业律师。但对于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牧区的群众来说，从村里到县城的法律援助中心，可能意味着一天的山路；对于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即便律师就在县城，法律服务的费用仍然是难以跨越的门槛。多位在西部工作过的律师坦言：制度搭建了桥梁，但要让人真正走过这座桥，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和时间。

　　从“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援藏律师服务团；从一批批律师接续进藏，到全国基本解决“无律师县”问题；从依靠外来律师填补空白，到建立覆盖县域的法律服务体系，西藏的发展轨迹，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国西部法律服务建设历程的缩影。

　　如今，新一批青年律师正在从“潘鸿宇们”手中，接过接力棒。

　　据了解，在第一批参加西部锻炼的青年律师中，有60多人再次提出申请，希望继续参加第二批。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唐侨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第一批代表，唐侨在第二批开班式上分享了自己在西藏林芝锻炼的收获：“在西部锻炼这一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半个月，郑重地将工作中的点滴感悟、遇到的典型案件、总结的经验教训、观察到的社情民意，详细记录在一本专属的‘工作日志’里。这本日志是我个人成长的见证，更是这段西部岁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培训班结束后，唐侨从延安出发，奔赴贵州省兴义市，开始了她的第二批西部锻炼。像她这样将青春倾注于西部法治建设的青年律师，正在成为一股薪火相传的力量。

　　在“送出去”的同时，律协逐步认识到，对口帮扶能送来导师、送来培训、送来课程，但送不来案源和收入。让律师愿意留在西部，最终需要的不只是情怀和帮扶，还需要一个能让法律服务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引进来”的培养机制也需要不断完善。据了解，上海律协已连续举办多期“千名青年律师”对口培养工程，新疆、西藏等地选派青年律师来沪进行“一对一”跟班学习。参与该项目的西藏律师表示，不仅接触到了涉外及新兴领域的业务，还深度参与实务，拓宽了执业视野，帮助西部律师感受到了东中西部律师行业发展的差异，明确了业务发展方向。

　　安徽省的做法尤为典型。2024年12月，安徽与贵州签署省级律师行业战略合作协议，建立“1+9+N”机制（常态化结对联系机制省级协会牵头、9个市州律协携手、N家律师事务所广泛参与）；2025年6月，皖宁律师行业战略合作落地；同年12月，皖桂战略合作协议签署。至此，安徽完成与贵州、宁夏、广西三地律师行业全面战略合作布局。

　　这一转变承认了一个现实：单靠律师个人在西部“坚守”，解决不了系统性的能力差距问题；只有把能力“种”到西部的律师队伍里去，才可能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一批批律师奔赴西部之后，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律师队伍、律师事务所和行业发展能力。30年来，中国律师行业努力弥合的，不仅是区域法律服务资源的差距，更是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不断传递的公平与温度。

　　律师法走过了30年。下一个30年，它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再只是“律师人数够不够多”，而是“每一个需要律师的人，是不是真的能找得到、用得起一个为他说话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条文里，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